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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村生产经营组织方式发展变迁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07-11 点击数: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推动农村产业革命取得更大成效。”实践证明,纵深推进贵州农村产业革命需要进行组织方式创新。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推动农村产业革命取得更大成效。”实践证明,纵深推进贵州农村产业革命需要进行组织方式创新。那么,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才能真正助推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纵深发展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回溯性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贵州农村生产经营组织方式大体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多元化经营组织方式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于1951年至1953年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贵州农村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改之后,“两极分化”日渐趋显,一些农民被迫卖房卖地甚或借取高利贷。基于此,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建立互助组,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1951年初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农村互助组——赵树华互助组。此后,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以初级社为中心的合作运动开始逐渐替代以互助组为中心的互助合作。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贵州省建立了第一个初级合作社——贵筑县白云区尖山合作社。此后三年时间,贵州初级社由“稳步发展”转变为“大量发展”,到1956年底时,全省初级社发展到27518个,入社农户达131.42万户,占总农户的40.8%。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初级社,都是个体农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成的劳动互助组织,两种生产经营组织方式都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劳动取代了完全分散的个体劳动,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一是初级社规模更大;二是初级社中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了集体共同使用,初步实现了集体统一经营,收益按入股土地和个人劳动予以分配,并开始进行公共积累。

  1955年10月至12月,“一决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一书”(《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两份文献,直接促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由初级社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同年11月23日,贵州成立了全省第一个高级社——铜仁县幸福桥社。贵州从建立第一个高级社到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仅用了1年零4个月,不少互助组和单干农户未经过初级社而一步跨入高级社。1958年的8月19日,中共贵州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及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对各地、市、州提出立即试办人民公社的要求。贵州省于1958年8月23日,在贵阳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在“”的推动下,仅一个月时间全省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贵州人民公社从建立到1984年底政社分开,共持续了26年时间。

  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共同特征是财产归集体所有,收益按劳分配。高级社在原则上仍保留了社员入社和退社自由,再加上高级社组建了稳定的生产队,使其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组织效率和经济效率。但是高级社也日益显示出它的缺陷:高级社将土地无偿转为公有,并取消了土地报酬,农民因此失去了占收入较大部分的土地报酬,以及对土地的经营决策权,农民对土地收益不再关心,从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开始出现“磨洋工”等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政社合一的体制。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以及积累都必须纳入国家计划,生产队失去应有的自主权;人民公社的管理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从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演变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民没有退社自由权,“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成为普遍现象。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为了改变其生产积极性被长久压抑的状况,秘密达成了包干到户的协议。在此之前,贵州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的16个生产队,于1978年3月率先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到1984年,以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贵州得以确立。总体来说,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其中“统”的层面是集体经营,“分”的层面是家庭经营。农村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户则拥有土地的长久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农户在承包地上独立决策、独立生产经营,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组织单位开始无力支撑日益放开的农副产品市场化的发展,“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土地细碎化趋势明显,导致生产力低下;“分”得过多,“统”得不够,集体经营层次较为薄弱,使得单个农户在资金、技术、市场信息收集、产品销售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单个农户难以独自面对和化解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总之,单个农户与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机制,农村经济的发展呼唤市场组织形态的创新。正因如此,贵州农村从1981年开始,由实行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联合与协作,逐步向不同所有制、不同区域及不同要素联合的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这期间比较典型的农村生产经营组织方式有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现在极具创新典型性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它们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很好地推动了贵州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纵观70年来的发展变迁,我们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一是农村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选择和创新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二是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创新要尊重和保护好各类生产主体的权益;三是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创新要始终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统”“分”结合;四是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创新要遵循因地制宜、科学选取原则;五是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创新一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基于此,当下的贵州农村产业革命还必须要积极选择和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这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

  (作者: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联基地 执笔:赵琴、郑云跃。本文为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和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阶段性成果。)王中王493333免提网站